《中国新闻舆论史——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》，中文版译自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，作者林语堂。这本论著无意于泛泛而谈一些学理性的问题，而是面向现实的政治大局，从古论今，展示公众和专制统治斗争中所出现的矛盾，抒发己见，自我辩解，是一部充满无奈的对专制力量和舆论博弈的分析，精彩观点如下：

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，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，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，把新闻自由看作民主的真正基石：首先，它运用明智、公正的新闻选择、编辑、发布手段，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；其次，它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。

除非人们在受到伤害时有喊叫出来的自由，否则谈新闻自由就是笑话。

任何讲现实、明事理的政治哲学，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原则：治理一个国家，不管它是民主制、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，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，总是有着潜在的敌意。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如同拔河：如果政府赢了，那人民肯定要输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，总是有公共批评的，不管是哪种政体。

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·斯图尔特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，提出了“第四权理论”（the Fourth Estate theory），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，就在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，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，防止政府滥用权力。

以讽刺诗和民谣形式出现的歌谣，记录了时人对重大事件的看法。歌谣作为公共批评的有效武器，比新闻更能反映民意。

只要有佳言隽语，或者切中肯綮的评论，大家定会口口相传，使其传诵一时。若有令人茅塞顿开之警语，或语涉双关之妙句，令人难忘之韵律，就能在统治者身后，得以不朽。这些易记难忘的句子，有时会成为对政府的毁灭性的批评，短短几句话，却胜过最有才华的作家执笔的最好的社论，经过审查的冠冕堂皇的报刊社论，通常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
这些无所畏惧的灵魂，使民主成为可能，但由于没有制度性保护，舆论的浪潮最终都失败了，除非世子与文人获得制度性保护，否则就不可能有常规的、稳定的舆论力量。把这些冒死进谏的故事一路读下来，你就会明白，公众对国家事务的普遍冷漠是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的自然结果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护自己。放在这种天然的历史背景下，公众冷漠这种特性就不难理解了。

只要有了自由与法律的保护，或者有了更多的尊严和价值时，民众才会积极从事政治批评。

士大夫表达对政府的批评的方式主要有：第一，歌谣；第二，联名上书和公务奏章；第三，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官方权力。

治国者真正的威望，来自承担起领袖国民的责任，使民意得到切实的表达，而不是与它作对，总想钳制政治异见或不情愿地与之相随。

在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中，纸上的宪法敌不过独裁者的刺刀，独裁者会在“九千岁”的山呼声中，轻而易举地战胜民主政治的花架子。

舆论能否影响或实际主导政府的决策，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试金石。

在野要民主，上台搞专制。

文学已成为政治的婢女，根据政治纲领的不同，分裂成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两个派别。造成这种分裂的，是今日中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。文学的通明与博大因此丧失了。卷入政争的文学，只能向党的纪律和党派政治低头，个人不再是个人，而是政党和派系宣传的卖力帮办，所想所言惟其马首是瞻。既无脾气，政见便缺少锋芒；有无胸怀，自不能具备周全的眼光；怀着廉价而自欺的爱国精神急于救国，却要把救国之责居为一人一党所有，不容他人染指。

民主是欧洲献给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，人类最终必将步入这样的前进之路：它的基础是存在一个个都能发挥其才智的个体，而不是唯命是从、不能思想的兽群。